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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从人文社会科学与国家创新系统关系的角度,提出过国家创新体系的新构想。我们认为,不能把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中的“知识”狭窄地理解为“科技知识”,还应包括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等知识。从这一视角出发,提出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工程”的观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要强调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目标,而且也还要重视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主题，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

　　因为如果单纯强调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唯一重要性,就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方案设计带有重指标增长、轻制度建设的偏向。只有立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论”观点,才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生产力落后,还表现为各种制度创新水平和能力严重落后。

　　正是基于这种“整体论”立场,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应充分考虑如下三条基本法则。

　　1.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这种“物质生产力”主要靠外延指标来衡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产品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对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不仅靠外延指标,而且靠内涵指标。

　　2.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供给能力是由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的。我国不仅是个“前知识经济”社会,而且还是个长期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型社会。这个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双倍繁重的制度创新任务:既要全面确立和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又要确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流通和应用机制。这种知识供给机制应当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

　　3.一个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以人文知识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来保障的。我们知道,OECD文件提出的“制度创新”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西方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等多种人文思想发展的产物。该文件的创新本身生动表明,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此外,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它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取决于它的社会化、产业化操作程度。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如果是科学的,就必须以人文知识为基础,并由一个社会化的机制来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来说,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更应当具有整体论的战略眼光,以避免成为“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方案。因此,一方面，它应当重视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企业、市场的链接,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链接,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概言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能力,得到制度保障的知识供给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概念的三大要素。可以说，如果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只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忽视制度创新能力,那它就仍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创新体系”；如果国家的制度创新远离人文知识的深入研究,以非社会化方式进行,这种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这一观点极富前瞻性和战略性。但如果从发达国家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当前的国情来考虑,那么,贯彻这三条法则还并不容易。

　　从发达国家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背景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有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针对企业这一层次,研究技术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调技术创造过程中“使用者生产者的持续相互作用”；另一个是考虑国家系统在引导资源流向创新活动方面的能力,关注的是政策等在国家层次上影响企业行为。

　　从这两个来源和两种不同的研究路线可以看出,提出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重点在企业的技术创新。当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制度框架”,都重视学习和创造知识的过程。它们的目标是企业,企业是创新主体,而企业在西方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他们强调的“知识”从一开始也许正是“技术知识”,当然同时也注意到了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强调创新,强调系统方法,强调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它要求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范式”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我们实际上还远未完成。由此，我们很难说,我国早就有国家创新系统了。